“它比那些皇家珍宝，如金银、珠宝、奇珍等更为珍贵，因为它是当时约15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归属凭证。”

唐鸿胪井碑，刻立于唐开元二年（公元714年），其上29字铭文记载了唐玄宗派遣鸿胪卿崔忻册封渤海国的史实，被学者誉为中国东北领土的“主权凭证”。这件重逾9.5吨的国宝，却在上世纪初被日军从旅顺口秘密劫掠至日本皇宫，至今已流失海外逾百年，成为近代中国流失海外分量最重、历史价值最特殊的文物之一。

3月26日，由抗日战争历史史实维护会组织的中国民间代表团前往日本参议院会馆，与日本政府展开对话。上海大学中国海外文物研究中心牛梦沉，大连市国韵文化促进会714志愿会会长姬巍，白城师范学院唐鸿胪井刻石研究中心主任、唐鸿胪井刻石研究会会长王志刚相继发言，强调日军掠夺文物违反国际法和道义，要求日本政府积极回应并推动返还。

当前，中日关系因日方错误历史认知持续恶化：2026年3月24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审定通过美化侵略、掩盖慰安妇罪行的高中教科书；同日，一名自卫队军官持刀闯入中国驻东京大使馆，暴露日本右翼的疯狂。

在此背景下，海外文物追索更显紧迫。对此，观察者网就此连线白城师范学院唐鸿胪井刻石研究中心主任、唐鸿胪井刻石研究会会长王志刚，详解这一国宝流失始末与回归之路的前因后果。

【对话/观察者网 郑乐欢】

这块刻石象征着我们在东北的“产权证”

观察者网：为什么唐鸿胪井碑被称为我国“头号流失国宝”？它的历史价值究竟特殊在哪里？

王志刚：据我所知，学界对于唐鸿胪井碑有着不同的叫法。有的称唐鸿胪井刻石；有的称唐鸿胪井石刻。在重要性方面，有的称其为“头号国宝”，也有称其为“流失海外第一国宝”。

为什么这么说呢？有观点认为，它是近代以来流失到国外分量最大、体积最重的文物。但唐鸿胪井碑的重要性并不在于重量，而在于历史价值。

可以做一个对比：当年我国曾追回圆明园十二生肖兽首，成龙还有一部电影《十二生肖》，讲的就是这个事情。大家普遍认为那是国宝，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皇家园林圆明园被焚毁后流失的。

为什么这块刻石如此重要？唐鸿胪井刻石既像圆明园兽首那样与皇家有一定联系，因为它上面刻有“敕持节”，表明是唐玄宗所派使节前来册封。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国东北在唐朝时归属中央的“主权凭证”，王仁富先生将其形象地称为“产权证”。这个比喻通俗易懂，关键不在于它有多重，而在于其二十九字碑文字字千金地证验了史书的记载，记录了册封历程，证明了当时东北归属中央管辖。它比那些皇家珍宝，如金银、珠宝、奇珍等更为珍贵，因为它是当时约15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归属凭证。当时，王仁富先生提出“主权凭证”这一概念后，得到了各界的认可。

这块刻石证明了渤海国的土地归属中央管辖，是属于唐朝的羁縻州——这与史书形成了印证。大祚荣及其后世继承渤海郡王或渤海国王的王位，担任忽汗州都督，都需要中央下发诏书册封，这说明他们是接受中央管辖的。

因此，这块刻石的核心价值在于证明了渤海归属于唐朝管辖。但“渤海郡王”这一称号来源于唐朝的册封，大祚荣及其后裔以此为无上之荣，“自是始去靺鞨号，专称渤海”，以渤海郡王爵位称号作为政权称号。

值得一提的是，“渤海郡王”并不仅仅专门指渤海国大祚荣及其后世继承者。从北朝至北宋时期，这个称号也曾封给其他人，它本身就是中央的一个爵位称号。因此，渤海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渤海当时既到长安朝贡，有朝贡道的道路，又有与周边的往来。但它对唐朝中央政府和对日本是完全不一样的：接受唐朝册封，并经常赴长安朝贡、谢恩、祈请、贺正、进奉、贺端午。渤海的王子、王弟有的常年在唐朝中央政府做官，有的在朝贡时常常被安排“留宿卫”，即在宫禁中值宿警卫。可见双方关系非常密切。比如大祚荣的儿子大门艺就后来终身在唐朝做官。在后续的王朝更迭过程中，唐朝与地方这种密切的联系关系一直存在，渤海曾一百五十多次到长安朝觐皇帝，接受相应封赏。

那么我们再来看这块碑的刻立地点。当时渤海政权的所在地叫东牟山，目前有多种说法，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位于吉林省敦化，一类是位于吉林省延边。但刻碑的地点既不在敦化，也不在延边，而是在完成册封、返回中原王朝的途中，于辽东半岛最南端的都里镇——黄金山下的军事重镇——凿了两口井。

为什么要凿井？有不同的解读。有的说是为了方便军民生活，有的说是为了纪念这件事。我认为其主要目的就在碑文之中，即“永为记验”，就是为了记验其宣劳册封的事迹。还记下了时间，这就赋予了它特殊的意义。

凿两口井后，鸿胪卿派人在上面的一块巨石上，磨平或找到较为平坦的表面，刻下了29个字。

观察者网：“敕持节宣劳靺鞨使鸿胪卿崔忻井两口永为记验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唐代鸿胪井刻石的碑文原文，王老师能否解读一下这段话的含义以及时代背景？

王志刚：我们先逐词来看。

“敕持节”，“敕”是皇帝的敕命，皇帝派遣鸿胪卿持节。节就是苏武牧羊时持的那种符节、旌节。“宣劳”是宣旨、慰劳的意思，就是把中央的政令宣布并推广到地方。史书上也常用“宣劳”，言简意赅地指向各州县、各州刺史发布敕令，把朝廷最新的政令向地方传达，这就是“宣劳”的含义。

唐代鸿胪井石碑刻文，园田一龟拓本 王志刚供图

“靺羯使”，就是靺鞨使，是说他的任务是宣旨和慰劳靺鞨。有人将其比作外交部长，这个说法不恰当，因为外交是对两国关系而言的，而当时渤海是唐朝的地方政权，是唐朝的一部分。

“鸿胪卿”是九卿之一，与礼部部分职能略有重合，主要管理宾客、典仪事宜，是接待各地藩使、安排宴饮、掌管礼节待遇和吉凶吊祭的机构。鸿胪卿作为九卿之一，属于三公九卿之列，是从三品的官员，是高级官员。

崔忻（䜣）新旧唐书均未有专门立传。据《旧唐书》记载崔䜣为郎将，郎将为正五品。那崔䜣实际上是以五品的中层军官，摄任从三品的鸿胪寺卿，这对崔䜣而言是殊荣。这或许与其出身崔氏有关，抑或能力较为出众。学界目前有崔䜣、崔忻两种观点。按照宰相世系表记载，无论是博陵崔氏（䜣）或清河崔氏（忻），都是宰相世系，属于“五姓七望”之一，是北方大族。唐朝初年，崔姓是比李姓还要尊贵的大家族。

关于“井两口”，王仁富先生有一种解读，认为与上文结合，应读作“鸿胪卿崔，忻井两口”。主张“忻”是动词，作开凿讲，“忻井两口”就是凿井两口。“永为记验”就是把这个事情永久记录下来。

碑文留下了具体时间：“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这在历史上是一个准确的时间点，当时的纪事碑很少写得这么精确，有的碑刻上仅精确到月，例如，写作“五月吉日”“五月谷旦”，只标明是五月的某一天（吉日）。而鸿胪卿崔忻（䜣）在题刻上记录下那一天：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公元714年7月4日）。需要说明的是，册封令并非开元元年发出的。开元是唐玄宗的第二个年号，第一个年号是先天，先天年十二月改元开元，所以开元元年只有一个月，之后便是开元二年。崔忻回来时已经改元，因此落款是开元二年五月十八日。这就是唐代那29字题刻的内容。

通俗来讲，这29个字的意思是：皇帝命令崔忻（䜣）册封渤海，他在完成使命后非常欣慰，将此事记录下来，表明自己带着皇家使命来宣劳和册封渤海，达成使命之后，便在归途中凿了两口井，并刻下文字，永远纪念这件事。

观察者网：除了唐代鸿胪井刻石的碑文以外，鸿胪井刻石上还有哪些题刻？

王志刚：由于刻石和碑亭目前保存于日本皇宫中。根据现有的照片和拓片，初步考察刻石上约有唐代以后的另外六处题刻。其中能明确表述题刻者和清晰表义的有五处。分别为李钺题刻、查应兆题刻（以上两处为明代题刻）、额洛图题刻、耆英题刻、刘含芳题刻（以上三处为清代题刻）。

其中，耆英题刻的时间是1840年，正值鸦片战争爆发，可以说这块刻石用题刻见证了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值得一提的还有一处，就是挨着唐代题刻旁边的，1896年刘含芳的题刻。刘含芳曾用10余年时间修建旅顺口军港，作为北洋水师的重地。但在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日军占领了此地。甲午战争后，他被派往接收旅顺口，看到这里物是人非，满目疮痍，内心五味杂陈。就在这个时候，刘含芳找到了鸿胪井刻石，将其洗刷干净，并建亭保护起来。

他题刻的内容是：“此石在金州旅顺海口黄金山阴，其大如驼，唐开元二年至今一千一百八十二年，其井已湮，其石尚存。光绪乙末年冬前任山东登莱清兵备道贵池刘含芳作石亭覆之并记。”

吉林省社科院图书馆藏拓本 王志刚供图

首先，“此石在金州旅顺海口黄金山阴”中，“阴”指山的北面。

“其大如驼”，形容这块刻石大小如骆驼，确实其形状也像卧着的骆驼。

接着写道时间，“唐开元二年至今一千一百八十二年”。需要说的是，刘含芳虽管理军务，但这一时间考证得非常准确，与富冈定恭在1911年题写遗迹碑时错误计算时间（“唐开元二年距今实一千三百有余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其井已湮”——未见碑文所记那两口井；“其石尚存”——如今只见这块石头仍在。

落款“光绪乙未年冬”，此处的乙未年以公元计是1895年1月26日—1896年2月12日，根据直隶总督王文韶、顾元勋等人的奏折、电报，刘含芳等官员接收旅顺口和题刻的时间已是1896年初。

最后是“前任山东登莱清兵备道贵池刘含芳，作石亭复之并记”。刘含芳是安徽贵池人，他派人造了一座古朴典雅的石亭将刻石保护起来，“并记”就是把这件事也记录下来。这是清代最后的题刻，时间在1896年初。

观察者网：正如您所说，这是一件具有相当大历史价值的国宝，日本将其偷去，是不是也和它的历史价值有关？

王志刚：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您可能去过西安的碑林，或者看过泰山摩崖石刻，上面往往写着“果然”或者“仰观俯察”这类表达内心感受、登临景观或带有哲学意味的文字。

而这块鸿胪井刻石作为纪事碑体现的是什么呢？鸿胪卿把使命完成之后，非常愉悦地把自己的事迹记录下来，不夸张，很平实。这29个字的唐楷写得非常周正，在唐朝的楷书里也算得上品，既不虚浮，也不低调，就这样朴实地把一件事记录下来。

这块石头很神奇，从明朝正统年间以后，各时期的史书就对它有所记录了。为什么更早的时候没有？可能是因为此前人们未能发现这块石刻。后来有人看到这块石头之后就把它记录下来，有的是口耳相传，不一定都到现场考察，但知道了有这么一块石头，记载的字样也大致如此。明代、清代的《辽东志》《大明一统志》《四镇三关志》《大清一统志》都有所记录，都把鸿胪井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记载下来。就这样在那里矗立了近1200年，直到后来被日本秘密偷走了。

上图：1895年，唐鸿胪井刻石碑亭在旅顺；下图：现藏于日本皇宫内的“唐鸿胪井碑”中国民间对日索赔联合会

日本为什么要偷走它？最直接的目的在日本窃据刻石形成的文件中可窥一斑，那就是纪念日本取得胜利的帝国主义战争——日俄战争。以鸿胪井碑为代表的这些文物被以“战利品”名义窃据，在日本各地园囿、神社之中放置、陈设和展出。这些文物在二战结束以前持续发挥着进行军国主义教育的作用。

深层次的原因，可能与日本要混淆中国东北地方的历史归属，才将唐鸿胪井刻石这个“产权证”偷走。就在石刻被秘密窃据的前后，1908年1月，“满铁”东京支社设置了“满鲜历史地理调查部”。用“满鲜”这样一个新创造的词，白鸟库吉、津田左右吉等人将中国东北、朝鲜半岛作为一个地理单元进行研究，可谓别有用心，开启了其“满鲜不可分”理论的“建构”；同时，内藤湖南也在受委托调查所谓的“间岛问题”。唐鸿胪井刻石唐代题刻是日本混淆中国东北主权归属的巨大障碍。

因此，将具有重要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的国宝据为己有成为日本当局者一举多得的选项。在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的档案中，我们可以看到盐谷时敏撰写的《旅顺唐碑记》对刻石的价值给予高度评价：“举历代变迁沿革之迹，聚之一块顽石之上，而不缺不崩，岿然永存，岂可不珍而护之乎？”

是啊！应该“珍而护之”。但是日本海军却将此瑰宝，窃据而秘密偷运到日本皇宫去“珍而护之”，极具讽刺意味。

鸿胪井刻石何时何地遭窃？

观察者网：我们最早是什么时候发现鸿胪井刻石被偷走的？相关的证据都有哪些？

王志刚：根据现在考证，鸿胪井碑应该是在1908年4月30日之前已经被迁到日本东京了，但具体时间尚不清楚。从时间窗口来说，是1905年1月之后日本占领了旅顺口。根据日方而此后直到1906年仍有人在旅顺口港口内见到刻石和碑亭。因此，1906年-1908年4月30日的某个时间，日本实施了偷窃行为。之所以不知道具体时间，是因为它是偷偷被迁走的。在日军把守的军事重地，当时中国人只能在远处观看军港区域，但就算天天盯着，也不会盯着那个角落里的那块石头和碑亭。

日俄战争后，有个叫关重忠的日本军医曾在旅顺口拍过一些照片，其中包括刘含芳建造的碑亭和唐鸿胪井刻石本身。照片上能清晰地看到刻石、碑亭及其后面的房屋建筑、铁道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远景照片，比如从山上拍过去能看到碑亭及其周边的建筑。关重忠拍下了刻石和碑亭在旅顺军港里面的照片，是刻石和碑亭归属的铁证。

后来我们都知道它被搬到了日本皇宫，但它是什么时候被偷过去的？具体如何被偷过去的？这是大家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同时也是我们需要证据去印证的地方，这个过程并不容易。

比如，乔德秀在1911年写的《南金乡土志》里提到“唐贞观（应为开元）年鸿胪崔忻所凿……其石今为日本汽船载去”，首次提到这块石头被日本的蒸汽轮船给迁走了。但这里面有一个技术性的问题：《南金乡土志》是乔德秀1911年撰写完成的书，但其实际出版年份是1931年，所以这部书的手稿完成之后，可能有部分抄本和少数的阅读者、校勘者，但由于没有刊印，其受众有限，仅仅是少数人知道刻石流失的信息。

除此之外，中国近代的金石大家罗振玉，在1915年成书的《海外贞珉录》里提到这块石头已经在日本的宫内省。但当时罗振玉旅居在日本，《海外贞珉录》也在日本刊印。因此，这部书也实际上未能在国内广泛流传。罗振玉得知此信息的渠道很可能是内藤湖南。

罗振玉（1866年8月8日—1940年5月14日），中国金石学家，他在甲骨文和敦煌写卷研究上作出了贡献，是“甲骨四堂”之一。Wikipedia

在这个刻石流失信息传布过程中，内藤湖南发挥了一定作用。早在1914年，内藤湖南就曾经把刻石的拓片以珂罗版印制出来100份，把其中一份赠给了一个叫三多（字六桥，蒙古钟木依氏，隶蒙古正白旗，清末民国政治人士、文人、书画家）的中国人。在珂罗版印制的拓片右侧写着“旅顺口黄金山鸿胪井刻石，今已入东京振天府矣”，左侧落款时间是甲寅四月，即1914年4—5月。

所以三多可能是目前已知的、最早知道刻石流失的中国人，但刻石流失的信息流传得不是特别广。以至于民国初年的金石大家叶昌炽终其一生都对刻石流失并不知晓；另一位金石大家章钰在1925年才得知刻石流失；周肇祥到1930年5月尚不知道刻石已被窃据。

观察者网：唐鸿胪井刻石，包括刘含芳后来给它建造的碑亭，当时是否有人专门看管？

王志刚：刘含芳建完这个碑亭之后，不到一年半，沙俄就以德国占领胶州湾为名，派海军军舰和士兵把旅顺口和大连湾据为己有了。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花了3000万两白银“赎辽”，但不到两年就被俄国强行“借”走，之后归俄国人管理。

因此，1896年碑亭建成，到1897年年末，军港就已经被俄国人强占了。再后来是1904年2月爆发日俄战争，到1905年1月，这个地方又落入日本手中。可以说，在被窃据前的10余年间，刻石与碑亭就因俄日的侵略而缺少有效的管理和保护。

观察者网：后面人们是怎么慢慢意识到这件事的呢？

王志刚：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开始了漫长的14年抗战。虽然当时国家实力较弱，但中国多个阶层都投入到抗日救国的大潮之中，知识阶层也是如此。近代史学者傅斯年“在极其仓促的情况下著成”用时3个月写成了《东北史纲》（第一卷），逐条列举东北归属中国的历史证据。

随后，他委托好友李济，将初步拟定的这份小册子翻译成英文，即《Manchuria in History：A Summary》。傅斯年、李济在第三部分“地方各部的兴起和过渡时期（公元352—1372年）”便将内藤湖南所制作的唐鸿胪井刻石拓片收入其中——意在表明，唐代已有这样一块刻石，证明东北属于中国。

当时，日本声称东北不是中国领土，而《东北史纲》则坚持东北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属于野蛮侵略，驳斥了“日人‘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之谬论”。中国学者在爱国情怀的驱动下，借助这方拓片，使历史证据更具说服力——如果仅凭文字陈述，远不如这件实物拓片来得直观。

这份材料被呈交给以李顿爵士为首的调查团成员，作为中方立场的佐证。后来形成的《李顿报告书》对日本侵略采取纵容论调，并对中国反侵略斗争进行了歪曲。但该报告也不得不承认了“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至于后续的发展大家也清楚。

溥仪与来访的李顿调查团

在1930年代，唐鸿胪井刻石拓片，成为中方呈交给李顿调查团的一项证据，还作为一种爱国主义动员方式发挥积极作用。周肇祥、张宗芳等人先后在杂志中为拓片图像作文、题跋，表达对国宝的珍视，明确表示希望“他日还椟，幸勿任其遗珠”。从“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这一拓片一直被作为非常重要的民众动员工具，用于对民众进行救亡图存的动员，同时也用以提醒国人该地区自古以来属于中国，一定要让日寇“还我河山”。

虽然之前已有一部分人知晓刻石流失，但唐鸿胪井刻石的重要性，是在进一步宣传和推广之后，才为更多人所认知的。1935年，上海东北协会创办的《黑白半月刊》对唐鸿胪井刻石进行了重点介绍。这份刊物由流亡至上海的东北人士主办，其中引用了内藤湖南的拓片和金毓黻的题跋，反映出这批流亡沪上的东北人希望收复东北的强烈意愿。他们借这方刻石告诉世人：东北在唐代就属于中国。因此，唐鸿胪井刻石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爱国主义宣传与动员的重要工具，其家国情怀的色彩由此得到进一步彰显。

这一过程，也折射出中国近代国家观念与民族意识逐渐觉醒的历程。起初，许多人只把它当作一块无关紧要的石头；后来才意识到，唐朝曾在此地留下如此重要的历史印记，而如今这片土地却已沦丧。一种“愧对祖先”的忧患感油然而生，进而催生出“必须把它要回来”的坚定信念。傅斯年、周肇祥、张宗芳等人，无论是通过爱国宣誓，还是以刻石为历史证据，都体现了那个时代中国人强烈的忧患意识与家国情怀。

唐鸿胪井刻石追索工作，难点都有哪些？

观察者网：在唐鸿胪井刻石追索工作的过程中，都有哪些关键节点？

王志刚：据我了解，在20世纪70至90年代，就有学者在此前著录的基础上，继续对这块刻石进行过研究和记录，比如说明其原址与现藏地。但由于信息传播的局限，一些学者仍将其当时所在地点误记为原址辽宁旅顺，认为刻石还在旅顺。

关键是，当时每个人能接触到的资料是有限的，不是随时都能获取完整信息。受信息传播所限，人们对这件事了解不多，很多错讹都是以讹传讹的结果——看到一本书这么写，就以金石著录的习惯照着抄录下来。所以，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人们很难了解实际情况。

王仁富先生是在1994年2月15日，偶然翻到李健才先生的《东北史地考略》，看到上面说这块石头已经流失了（文中写道“这一刻石现存日本皇宫振天府（应为建安府）”）。这一眼，就让他走进了这个课题。1995年，他在顶级刊物《文物》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唐鸿胪井刻石现藏日本皇宫的探讨文章，篇幅不大，但影响深远。

我认为，王仁富在唐鸿胪井刻石研究领域的贡献至少有两点：第一个是对使臣名字的论辩——这个观点学界还有不同看法，但无论对错，他的争论让这件事从相对冷门变得有了论辩的热点，而有了论辩的热点，关注的人自然就多了，这是第一个贡献。第二个贡献，是他自费到各地去宣传这块石头。他曾想找崔氏后人，以法律主体继承人的身份向日方提出追索要求，但这条路走得并不容易。

据我们搜集到的新闻报道分析，对唐鸿胪井碑的报道热潮应该是2002年以后开始的，因为从报刊刊登的时间来说，2001年、2002年以后密度比较大。我国相关团体最早和日方开始就刻石归还问题进行交涉，也是这个时候开始的。当时，是由韩树英先生的团队与日本的平山郁夫为首的日方友好人士进行商讨，据说曾探讨能否以“借展”的方式将刻石归还。平山郁夫先生甚至提出2008年实现刻石回归是“最理想的”。但此后由于种种原因，上述计划最终未能实现。

2011年，王仁富先生给日本皇宫写了一封信，这是一个比较大的进展。在日本发生“3·11”大地震之后，王先生从人道主义的考量，向皇宫发出一封慰问信。在信中，他以研究者的身份询问这块刻石的情况。

不久，日本宫内厅时任长官羽毛田信吾回了信。在回信中，羽毛田信吾说，您关心的事情已知悉，夏日炎炎请多保重，那块石头离地震中心较远，派人查看过，没有损坏。（信件如下）

这是迄今为止中日之间关于这块刻石唯一一次有往有来的通信。此后也有人去信，但对方要么不接，要么已读不回。因此，这封信在刻石追索历史上意义重大——至少我们有了一份书面凭证：我们知道石头在日本皇宫，日方也确认了石头就在日本皇宫。这份资料非常珍贵，这次赴日对话，我也专门把王仁富先生去信和日本皇宫的复信的复印件提交给了相关方面。

观察者网：日方对于刻石的态度是什么？以及，我们追索刻石的“法理依据”是什么？

王志刚：首先需要明确一点，战利品的定义在不同词典中有所差异，但国际法学界普遍认为，建筑等不动产性质的物件不应被纳入战利品范围。

此外，战利品的概念是针对战败国而言的。日俄战争这一不义的帝国主义战争虽然发生在我国国土上，但当时战败的是俄国，战利品应指俄国人所拥有、占据并具有明确财产归属的物品，如军舰、枪炮等。但俄国人1898年租借该地时，对土地、土壤及建筑等不动产仅享有使用权，并不拥有所有权。从战利品的定义出发，战败国的财物才可能被认定为战利品，而重达9.5吨的鸿胪井刻石已矗立于旅顺近1200年；其与石质碑亭共同作为文化遗产和建筑，既不归属于战败国，也不符合战利品的法律界定。

关于法理上的问题，其实也与我此次赴日的第二个目的有关。因为目前相关资料尚未完全公开。如果日本方面的相关档案能够开放，对于刻石法理问题的研究也有望得到解决。

就日方所谓宫内厅对该刻石的财产归属而言，其来源是日本海军省将刻石从中国土地上秘密劫掠至日本，后又献予日本皇宫。其属性不应是宫内省仅仅口头的答复，按理应有明确的书面文件。如果日方公开相应资料，将有助于厘清该刻石在日方法律体系下的归属问题。而非目前一味地推脱和踢皮球。当然，从双方解决问题的角度出发，这可能只是一个细枝末节的问题；但若要解决日方在法律上的困难或归属认定问题，则是一个关键环节。

因此，我认为日方应积极提供相应证明，以帮助确认该刻石在日本法律中的所谓“归属”。当然，更明确地说，在刻石搬迁过程中，日方并不具备对该刻石的处置权，也不符合所谓“战利品”的准确定义。其获取行为和过程都是不道德、不合法的，决定了后续其不能以所谓日本“国有财产”作为推拒的理由。

综上，我认为应从两方面来看：第一，日方非法处置刻石的行为本身是不道德的，且不符合国际惯例；第二，如果双方有意愿解决问题，或日方愿意推动解决，可以通过开放相关资料，进一步明确日方所谓的归属问题如何解决。

观察者网：为什么日本在返还掠夺文物方面一直态度消极？这是否与日本政府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有关？

王志刚：这个问题的确与日本的历史态度有直接联系。就在3月24日，日本新版教科书的相关新闻报道显示，日方进一步回避了其在历史上侵略行为的责任——这实际上是又一次倒退。

另外，这几天还有一个事件在发酵，就是日本自卫队军官非法闯入我国驻日大使馆。我认为，这与日本的历史教育存在问题有关。例如，日本防卫大学的课程堂而皇之地使用“支那事变”“大东亚战争”等充满对华蔑视的词语、词汇。

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指出，“刻意淡化日本对中国乃至亚洲的侵略”“使得日本年轻人难以全面学习近代历史，尤其是日本如何侵略亚洲各国的历史教育正在显著弱化”，“日本政府必须正视并承认日本犯下的罪行”。

藤田高景还指出，“日本自卫队内部逐渐形成的一种右倾动向”，因此，有必要弄清楚“日本自卫队内部究竟对队员进行了怎样的教育，进行了怎样的历史教育，怎样的国际局势教育，以及涉及中国的情况是如何在自卫队内部进行教育的？”如果日方不正视其对东亚各国造成的伤害，甚至继续淡化相关历史事实，上述这种倾向只会进一步加剧。这是有识之士都不愿意看到的。

3月24日，日本现役自卫队员村田晃大持刀闯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

回到唐鸿胪井刻石回归问题上来，我认为，日方以所谓技术性的财产归属问题、管理权限问题、立场表达权限问题作为挡箭牌来“踢皮球”“打哑谜”，将阻碍鸿胪井刻石回归的推进与讨论。这本身就是其重新回到日本右翼史观框架下的某种表现。

日方自身有责任将这段历史如实记录下来，因为真实的历史更有助于大家理解事件的本质。这次去日本的时候，我们还会见了一名日本参议员。听了我们关于刻石窃据过程的陈述后，他的表情和话语让我印象特别深刻。他首先表示自己并不清楚这段历史事实，随后在深入了解刻石搬迁过程后，露出了一种很耐人寻味的神情。他感到不可思议和惊讶——这样毫无争议的中国国宝竟然会被以“战利品”的名义搬到日本皇宫，而且至今仍未归还。

连一位在历史认知和信息资源上都比普通人更具优势的日本参议员，都对这件事缺乏了解，那么更广泛的日本公众对这件事情的不了解就更加可想而知了。这种不了解，一方面源于信息传播本身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与日本教科书及其教育体系中对相关历史问题的淡化倾向有关。近年来，这种倾向似乎变得更加明显。这也使我们继续进行研究和普及唐鸿胪井刻石相关史实、知识变得更为重要、更有意义。

唐鸿胪井碑何时“回家”？

观察者网：对于唐鸿胪井刻石的回归工作，我们计划分几步走？

王志刚：关于回归工作，我认为大家已经形成共识：我们要和平理性地推进这件事，因为这毕竟涉及两国关系。我们要积极表达诉求，也要根据可行的方式来做。所以我们这次来就是为了表达我们的诉求，表达我们作为中国研究者的意见和建议。

无论如何，归还要有手续，就像到银行取钱要凭证一样——从哪里取？由谁来开具文件？这是后续两国层面才能够解决的问题，可能不是我们研究者能决定的。但从道义和法律上讲，它应该还给中国。还是回到它最初被窃据的理由，即所谓战利品。唐鸿胪井刻石首先不是战利品——战利品是战胜方向战败方索要的财物。

日本在旅顺的侵略权益来源于俄国强迫中国签订的《中俄旅大租地条约》，这是一个强加的不平等条约。即使如此，条约文本并没有给予其处置地面上其他财产的权力。日本打败了俄国，应该向战败方去索要财物，绝不应该把一块已经在原址矗立了1200年左右的石头作为战利品搬走。我们认为，这才是事实的本质。

再说我们的其他诉求。我们认为，在未归还前，日方应当尽到保护义务。在风吹日晒的情况下，石头上的纹理、文字会不会损坏？他们应当尽到保存的责任。

另外，从推进这件事的角度说，日方应当开放相关资料。目前最完整唐鸿胪井刻石正面拓片是日本人渡边谅在1968年发表《鸿胪井考》时刊印的，另有几张照片。我认为，他们应该更广泛地发布出来，让大家了解碑刻的全方位的细节。现在技术这么先进，可以用3D扫描技术把它完整呈现出来，对推进研究非常有帮助。此外，日本在搬运这块石头时，一定有相关的接收和发出文件，他们应当把完整的记录拿出来，让大众了解这件事。

所以我们的诉求是：在未归还前，日方应尽可能开放资料。有些资料虽然开放了，但获取并不方便，我们要求他们便利化地让大家获取相关资料。

3月26日，大连714志愿会会长姬巍向日本政府代表提出：希望日本宫内厅长官、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们，积极回应中国民间要求返还唐鸿胪井碑的合理合法合情之诉求。中国抗日战争历史史实维护会供图

观察者网：今年1月，《唐鸿胪井碑档案文献总汇》（简称《总汇》）正式发布。这部近120万字的巨著，对当前的鸿胪井碑追索工作意味着什么？

王志刚：《总汇》的两位主编（段勇、姬巍）和编委们付出了大量心血。这部书汇集了唐鸿胪井刻石相关的大量珍稀档案、照片、出版物，以及比较重要的研究文章，把这些研究资料集中到了一本很厚的书里，便于后续研究。

我认为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例如，在进行刻石的拓片和知识史研究中，我多次到大连鸿胪书库去看过，收获很大，资料收集得非常全。但我觉得更大的意义，是让社会大众能够获取更多信息，就像当年内藤湖南用珂罗版制作拓片一样——原来拓片只能一张一张地拓制，而他把一张拓片印成了一百份，分发到各地，起到了“一传十、十传百”的传播效果。这次我来日本，也想去国会图书馆和相关机构看看内藤湖南这批拓片在日本是如何流传的。

《总汇》这样的大部头作品，一般人确实很难从头读到尾，不了解前因后果的话，也没有耐心去看那么厚的书。但有这样一本厚重的书放在那里，人们看了之后会觉得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如果有人愿意耐心翻阅，读一读段勇教授撰写的饱含家国情怀的前言，了解了一百多年来先辈先贤的努力追索历程，以及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就会发现这部书对于刻石的回归，既起到了基础性的资料支撑作用，也能推动更多人关注这件事。

在当前环境下，这部书提供了扎实的知识基础和素材。前几天，我看到一些热心的自媒体发布者用人工智能生成了唐鸿胪井刻石图像，在缺少信息来源的情况下，有的发布者凭想象将鸿胪井刻石生成常见的圭形碑，而实际上真正的刻石是一块驼形巨石，其上的唐代题刻仅仅高33厘米、宽12厘米。我相信，有了这部书，无论是知识博主、自媒体，还是社会大众，只要翻开这本厚重的书，看上一两个月，然后再把书中的内容一篇一篇拿出来向社会推广，那么对于各界更加了解唐鸿胪井碑将会起到非常扎实的作用。

观察者网：许多追索路上的前辈已经相继离世。这份事业需要承接，需要不断有新的人来接替、推动，对此您内心有什么感触？

王志刚：在鸿胪井刻石的追索历程中，前辈们做出了很大贡献。比如王仁富先生、童增先生等人，他们在各自领域持续了数十年的追索工作。以白城师范学院的王仁富教授为例，他为这一事业坚持了30年（1994年2月15日—2023年10月12日），他生命中最后的30年，其间向公众发放自己制作的宣传卡片，并开展公益讲座，对身边的人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我们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及许多志愿者也因此将这一事业作为自己重要的爱国实践。

目前，唐鸿胪井刻石的相关内容已经纳入国家民委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教材。这意味着，修读这门课程的大学生将越来越多地了解这块刻石。我认为，大连、白城、北京、西安、安徽省池州贵池区、河北省定州、邢台等与鸿胪井刻石有历史渊源或关联的地方，可以将这一国宝及其相关史实、故事写入地方文化历史校本教材，从而帮助更多中国青少年了解刻石的来龙去脉。

当然，鸿胪井刻石只是中国近代流失文物中的数百万分之一，但它具有重要意义。大家应当了解它，并由此进一步推动中国文物文化事业的发展。这样的认知也有助于中国人更深入地了解自己的文化遗产。通过社会各界人士、社会团体以及国家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形成合力，将对刻石的回归产生更大推动。中国人了解得越多，对国际人士而言，相关知识和事实的传播也越重要。

就我个人而言，作为研究者，我对这块刻石爱不释手，谈起它如数家珍，但更多的人可能了解不够。我们需要让更多人了解这一事实，从而进一步推动刻石的回归，并将刻石精神更好地传承下去。例如，崔忻（䜣）在714年勒石记录达成使命的状态，就充分体现了“多族群大一统”的特征，是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五大突出特性的集中体现。因此，我个人认为，应该通过教育、新闻媒体以及其他有意义的途径，让更多中国人尤其是青少年了解这块刻石的重要性，了解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

作者：王志刚